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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索邦大学的课堂同步,伍六一的作品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市场,迎来了第二轮爆炸式增长。
回声出版社的印刷厂全线开足马力,把伍六一的其他作品也都刊印出来。
被摆到了各大书店书架上最醒目的...
夏卫国的手僵在半空,听筒里那声叹息像一记钝刀,缓缓割开他最后一点侥幸。他张了张嘴,喉咙却干得发不出声音,只听见自己心跳轰隆作响,盖过了窗外隐约传来的《千万次的问》副歌——那旋律正从隔壁楼道飘进来,轻快、昂扬、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生命力,与他此刻的窒息感形成荒诞的对照。
他慢慢放下电话,指尖冰凉。
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着七层烟蒂,最上面那支还冒着一缕细烟,歪斜着,将熄未熄。他盯着那点微弱的红光,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刚进台里时,在导播间看《大西洋底来的人》重播。那时他攥着笔记本蹲在监视器前,一笔一划抄下镜头调度、节奏切口、甚至主持人语速停顿的毫秒数。他信誓旦旦地跟老台长说:“咱也拍得出国际水准的剧!不靠洋人,就靠咱们自己的人,自己的厂,自己的工人!”老台长拍拍他肩膀,笑得眼角全是褶子:“小夏啊,火候到了,自然就旺。”
可如今火候在哪?旺在哪儿?
他拉开抽屉,摸出一盒没拆封的“牡丹”,手抖得厉害,撕包装纸时指甲刮出刺耳的嘶啦声。点上烟,深吸一口,辛辣直冲鼻腔,呛得他剧烈咳嗽起来,眼泪都涌了出来。他胡乱抹了一把,视线模糊中,瞥见抽屉角落压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那是1978年燕京电视台第一批自制电视剧《车间晨光》的主创合影。照片里他站在最边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铁质齿轮徽章,笑容青涩却笃定,眼睛亮得能映出镜头外的光。而站在C位的导演老赵,正笑着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老赵去年走的,走前还在病床上念叨:“卫国啊,别光想着树典型……典型得先有人味儿,得让人信。观众不是傻子,你糊弄他们,他们就拿遥控器糊弄你。”
他当时点头如捣蒜,心里却觉得老赵老了,跟不上形势。现在才明白,那不是老,是沉。
他掐灭烟,起身走到窗边,一把拉开厚重的墨绿色绒布窗帘。七月的阳光轰然倾泻进来,照得满屋尘埃飞舞,像无数细小的、躁动的星子。楼下院子里,几个孩子正围着一台老旧的半导体收音机,踮着脚尖,仰着脖子,争抢着听里面断断续续传出的《燕京人在纽约》插曲。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踮得最高,小脸涨得通红,嘴里跟着哼,调子跑得离谱,却唱得无比认真。
夏卫国怔怔看着,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忽然转身,快步走回办公桌前,拉开最底下那个锁着的抽屉——那里放着一摞从未示人的手稿,纸张边缘已经磨损卷曲,封面上用蓝墨水写着几个字:《焊花》。这是他悄悄写的剧本,写的是厂里一个老师傅带徒弟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口号,只有电焊面罩后被弧光灼伤的眼睛,只有徒弟偷偷省下饭票给师傅买护膝的棉布,只有老师傅在退休前一天,把用了三十年的焊枪亲手打磨锃亮,郑重交到徒弟手里时,手背上蜿蜒的旧烫疤。
他从未拿给任何人看过。怕被人笑话“格局小”,怕被批“不够振奋”,更怕被说“不合时宜”。他把它锁起来,连同自己心里那点对“真实”的执拗,一起锁进了这方寸铁皮抽屉。
可今天,他把它拿了出来。
手指抚过粗糙的纸面,那些被反复修改、涂抹、增删的字迹,像一道道无声的刻痕。他翻到第一页,目光落在开头那行小字上:“焊花不是火,是光。它烧不毁人,却能把两块冷铁,熔成一块热的。”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窗外蝉鸣都仿佛静了。
然后他抽出一支红笔,毫不犹豫,在“《炉火正红》”四个字上狠狠打了个叉——那叉又黑又粗,几乎要戳破纸背。接着,他翻开《焊花》的稿纸,在扉页空白处,提笔写下新的标题:
《钢花》。
两个字,筋骨嶙峋。
他写完,把稿子往怀里一抱,转身就往外走。经过茶水间时,听见两个年轻编导压着声音议论:“听说夏台长要调走了?”“嘘——别瞎说!不过……《炉火正红》这收视率,啧啧,我昨天看见他办公室灯亮到凌晨三点,烟灰缸都满了……”“哎,你说,要是伍主编来咱们台当艺术总监,会不会……”
话没说完,夏卫国已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烈日当头,他眯起眼,抬手挡了挡光。汗水顺着鬓角滑下,流进衣领,黏腻而真实。
他没回车,也没坐公交,就那样沿着长安街往西走。路过海马影视那栋崭新的玻璃幕墙大楼时,他脚步顿了顿。大楼一层大厅的电子屏正循环播放《燕京人在纽约》的片花,画面里,李建国拖着行李箱走出肯尼迪机场,抬头望向铅灰色天空下密密麻麻的摩天楼群,脸上没有憧憬,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茫然。背景音乐正是《千万次的问》,歌声低沉而执拗:“千万次的问,千万次的等……”
夏卫国站在街对面,静静看了一会儿。一个卖冰棍的老大爷推着吱呀作响的木车经过,递给他一根绿豆冰:“同志,天热,解解暑?”他下意识接过,付了钱。冰棍在手里迅速融化,甜丝丝的凉意顺着指尖蔓延上来,竟让他想起小时候在钢厂家属院门口,师傅递给他第一根冰棍时,手心也是这样湿漉漉的暖。
他咬了一口,清冽的甜味在舌尖炸开,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气——大概是记忆里,永远散不掉的、属于钢铁厂的味道。
他继续往前走,拐进一条窄窄的胡同。这里没有玻璃幕墙,只有灰砖墙、褪色的春联、晾在竹竿上的蓝布工装。他熟门熟路地走到尽头一家修自行车的小铺前。铺主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正叼着烟,眯着眼给一辆永久牌二八车调链子。看见他,只是抬了抬眼皮:“哟,夏台长?稀客啊,您这身打扮,不像来修车的。”
夏卫国笑了笑,把怀里那叠《钢花》稿子放在油腻的工具台上:“王师傅,不修车。想请您帮个忙。”
王师傅吐出一口烟圈,慢悠悠问:“啥忙?”
“帮我找个人。”夏卫国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一个焊工。最好……是干了三十年以上的老焊工。不用多有名,但得真干过活,手上有茧,脸上有疤,心里有数。”
王师傅愣了一下,手里的扳手停了停,随即嗤笑一声:“呵,找焊工?我这儿就有仨。昨儿刚修完厂里那台老龙门吊,就是他们仨轮着上的。其中一个,姓陈,左手三个指头没知觉了,是早年焊梁子时被钢水溅的。另一个,叫刘宝柱,他闺女今年考上了燕京理工,学的就是焊接自动化——老头子嘴上骂‘学这有啥用’,背地里把闺女书包里掉出来的图纸,一张张临摹在废铁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