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工坊地。

在大晋，民间的匠人很少很少，大多都是官匠。

而这些官匠的地位....他们被单独编入百工籍，地位在寻常百姓之下，又在奴婢刑徒之上，他们身上有许多的禁令，他们不允许穿奢华的...

羊慎之缓缓放下手中那支已有些磨秃的狼毫，目光从书案上层层叠叠的典籍间抬起，落在王韶仪脸上。烛火在她鬓边跳动，映得那双眸子清亮如秋水，不带半分浮气，只有一种沉静而笃定的光——那是经年累月浸润于礼法、史册与家国忧思中才养出的眼神，不是闺阁熏香熏出来的，是广陵王氏的血脉里淌着的筋骨，是建康城头朔风刮出来的脊梁。

他忽然伸手，指尖轻轻拂过《泰始律》封皮上斑驳的墨痕，声音低而缓：“你方才说‘尊王重臣’……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尊’字，到底是尊天子，还是尊社稷？”

王韶仪未答，只将一盏温茶推至他手边，茶汤澄澈，浮着几片新焙的松针，清香微苦。

羊慎之啜了一口，喉间微涩，却觉清醒：“我早年读《春秋》，最不解处，便是郑伯克段于鄢。叔段非不贤，然其心不在宗庙，在私欲；郑伯非不仁，然其术不在教化，在权谋。后世论者，多言郑伯隐忍，实为大智。可若天下皆效郑伯之隐忍，人人藏锋于鞘，待敌自溃，则社稷何以立？百姓何以安？”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墙角那只半旧的木箱——箱盖未阖严，露出一角蓝布包着的竹简，那是华谭临别前亲手交予他的《永宁政要录》，纸页泛黄，字迹密如蚁聚，全是当年洛阳台省对边镇胡骑调度、军粮转运、屯田亩产的原始档册，连某年某月某县某仓粟米霉变三石七斗二升都记得分明。

“华公送我的，不是这些书。”羊慎之声音渐沉，“是他三十年来亲眼所见、亲笔所记、亲口所授的‘实’。”

王韶仪垂眸，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茶盏边缘：“实者，不虚也。可实字之下，还压着一个‘权’字。”

“正是。”羊慎之颔首，“律令是实，可谁释律？农书是实，可谁授农？算术是实，可谁司赋？若释律者尽出琅琊王氏，授农者皆为陈郡谢家，司赋者悉属太原温氏……则实虽在，权仍归于门阀。寒门子弟纵能抄得千卷《九章》，亦不过识得‘勾股弦’三字而已，不知何以用于丈量河堤、核算漕粮、勘定户等。所谓学而无用，非学之过，乃教之失也。”

他忽而起身，绕过书堆，从箱底抽出一卷粗麻纸裹着的册子，展开来，竟是数十张墨线勾勒的图样：有曲辕犁的剖面，有水排鼓风机关的连杆结构，有翻车提水槽的斜度测算，更有一页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亩需种粟三升，春分后五日为最佳播期，若遇霜，当覆苇席，霜退即撤”之类细到近乎琐碎的农时指南。

“这是华公命人画的。”羊慎之指着其中一幅，“广陵东境有良田万顷，却因灌溉渠系崩坏，十年三旱。此图所载，非圣贤语录，乃匠人手稿。华公说，当年洛阳太史令府中，便设‘巧工署’，专录天下良械、良法、良方，编为《器用志》，供郡国守相参酌。武皇帝时，尚知‘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重百工，纳实务，不以雕虫小技为鄙。”

王韶仪凝神细看，指尖停在一页写着“铁范铸犁铧，一范可成十具，较锻打省力七成，成本减半”的批注上，忽道：“郎君之意，是要在广陵设‘实学馆’？”

“不止广陵。”羊慎之目光灼灼，“我要在每一州设一馆，不收束脩，但验三事：一验其家贫否，二验其志坚否，三验其手勤否。入馆者，先习《算经十书》入门，再择一科深研——或律令，或农桑，或水利，或医卜，或舆地。馆中不设博士，只聘‘老吏’‘老农’‘老匠’‘老医’为师，所授非空言，皆实操。譬如律令科，便真带学生赴县衙观断狱，随仓曹核粮册；农桑科，则须下田丈量、督耕、记墒情；医卜科，更须随药铺采药、炮制、诊脉、施针……”

他停顿片刻，声音愈发沉静：“三年为期，结业者，授‘浊官试牒’，可赴州郡应浊官科。考题不问‘玄理’，只问‘实务’——若给一县图籍，命其算三年租调盈亏；若呈一河决口图，命其拟三策疏浚；若呈一疫病蔓延状，命其开方配伍、划隔防区……答对者，即授职。职不分高低，唯以事繁简、责轻重为序。吏部不得以门第黜落，唯以试卷为准。”

王韶仪静静听着，烛火映得她眼底波光微澜，却无一丝惊异，只有一种终于等到此日的释然。她忽然想起幼时随父赴吴郡，曾见一处荒废的汉代“劝农亭”，亭柱倾颓，匾额朽烂，唯余石础上刻着模糊四字：“嘉禾兆瑞”。彼时父亲抚碑长叹：“嘉禾不生沃土，而生人心。人心若荒，百亩膏腴亦成芜原。”

如今，羊慎之要做的，正是在荒芜已久的人心里，重新栽下嘉禾的种子。

“那……浊官科之外呢？”她轻声问。

“另设‘通才科’。”羊慎之从袖中取出一张薄纸，上面墨迹未干，赫然是几行小楷：“凡通《周礼》《仪礼》《礼记》者，可试‘三礼’；通《左传》《公羊》《谷梁》者，可试‘三传’；通《诗》《书》《易》者，可试‘三经’……此科仍由高门主考，答案亦由他们拟定。我不争此科之权，只争此科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