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龙将发行纸币的方向确认下来,便催促着皇汉银行尽快去落实。

刘玉龙同时特别提醒朝廷和银行,一定要把纸币作为银行存单和银票来处理,绝对不能当成宝钞来处理。

宋代以来的“纸币”也就是交子和宝钞,从一开始诞生的直接原因就是白银和铜钱不敷使用了。

这决定了它们从一开始就是超发的,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准备金。

交子还稍好一些,是流通需求直接催生的。

至于元明清三朝的宝钞,从一开始就是朝廷的超发工具。

再加上防伪技术不够好,只是依靠少数专门的工匠设计防伪图案来防伪。

只要有经验足够丰富的工匠就能仿照出来。

更有甚者直接雇佣退休的宝钞工匠去造假。

发行机构也没有积累足够的管理经验,不知道如何控制宝钞市场价值。

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超发,什么时候应该收紧。

所以宝钞最终都走向了崩溃。

大汉的纸币必须避免成为宝钞的命运,大汉朝廷现在也有能力避免这种命运。

大汉格物院已经掌握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部分技术。

大汉京兆两城附近和几个重要的工业区中,社会生产生活状态已经接近二十世纪前中期了,大致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

大汉的本土的其他人口较为稠密的地方,以及欧洲几个最主要工业国家,大致处于刚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

大汉本土和周边偏远地区以及普通欧洲国家此时仍然处于手工业革命时代。

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土著更是处于农业时代。

在农业时代和手工业时代,所有工具和产品都依靠工匠手工直接制作,只要有水平足够的工匠和原料就能够造假。

一个工匠在朝廷的场地上能做出来的东西,换一个地方同样能够制作出来,这使得古代的宝钞相对容易造假。

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是真正的大机器工业时代,绝大部分原料和产品都依赖大型工厂和专用机器设备生产和加工。

特别是位于技术最前沿的产品,必须有整个时代最尖端的完整产业链支持。

不但需要有机械加工产业链,还需要有原材料采集精炼产业链。

操作工匠本身在整个链条上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了。

大汉朝廷提供了技术、工具、原料,让工匠们在官营工厂中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些工匠自己再换一个地方就制造不出来。

他们只能依靠直接从工厂中偷带出来的材料来生产。

朝廷只要严格控制纸币所用的纸张、油墨、机器产业链,严禁任何一项直接流入民间市场,就不会出现真假难辨的大量假币。

同时大汉朝廷也有足够的财政管理经验了。

在刘玉龙的直接指导下,大汉朝廷财部、税部、格物院、皇汉银行、皇商官厂持续努力了十几年。

虽然由于客观现实原因,仍然无法实现官营产业的直接商业化,但至少完成了商业化核算与统计。

税部有能力统一征缴全天下的田税、商税、进出口关税了,财部建立了相对成熟的预算决算体系。

皇汉银行则主要完成了天下银钱的重铸。

大汉本土官方和民间储存的所有白银和铜钱在银行过了一遍,经由造币厂转换成了标准的银币和铜币。

皇汉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大致估算出了全天下的现有银钱总额。

皇商官厂系统通过自行建立半独立的建设工业产业,评估出了工业资产在市场上的理论价值应该是多少。

格物院在此基础上统计出了全天下每年能够生产和流通的货物总价值,相当于能够勉强算出一个生产总值了。

朝廷有了这些基本数据就能发行相对合理的信用货币了。

刘玉龙定下了基本货币管理原则之后,首先下达了一份面向全民的公开圣旨:

为方便官军民商货物银钱流通,朝廷将逐步启用不记名定额存单。

朝廷会将造币厂生产的银币存入皇汉银行银库,大部分交换为原有的一贯以上大额记名不定额银币存单,少部分交换为新的一贯及以下不记名定额银钱存单。

自汉昌七十七年起使用是记名银行存单给宗室、勋贵、官吏、工匠发俸禄。

当事人不能直接去银行提取现银,银行是得做任何阻拦和引导,收到兑换要求前只验证存单真伪,确认为真便马下足额提取。

定额存单若是是提取,也不能直接用于交税,或者是订购皇商官厂的产品,相应衙门机构只验证真伪,确认为真前视同标准银钱收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