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几乎一定会崛起。

梁山泊那片地方之所以做大,是天时地利人和交织在一起的后果。

其中所谓天时,自然是因为政和七年这场在河北路发生的大水。

吴晔和宗泽,今年治水有功,也算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河北路的灾民遭受更大的苦难。

可是灾情可以减轻,大自然倾泻而下的巨量的水,总要有个去处。

吴晔的思绪顺着梁山泊一路飘了出去。

梁山泊在郓州、济州之间,原本不过是一片浅水洼地,平日里水草丰茂,渔舟往来,虽不算什么膏腴之地,却也能养活沿岸不少百姓。

可那只是寻常年景的梁山泊。若逢大水之年,黄河泛滥,洪水裹挟着泥沙滚滚而下,漫过堤坝,灌入济水故道,梁山泊便会骤然膨胀,吞没沿岸的村落田庄,变成一片茫茫荡荡的巨泽。

政和七年的这场水,便是如此。

吴晔虽未亲赴梁山泊看过,可他从那些祈愿录和各地上报的水情文书中,大致推演出了这场洪水对梁山泊的影响。

恩州决堤,黄河水漫出河道,沿着地势低洼处一路向南漫流。

河北路南部、京东路西部的几个州军,包括大名府、开德府、濮州、郓州,全都遭了殃。、

洪水在平原上四处漫溢,最后顺着济水的旧道,灌进了梁山泊。

那片原本水草丰茂的浅泽,一夜之间变成了方圆数百里的巨浸。

沿岸的村庄被淹了大半,良田化为泽国,树木只露出半截树冠,在水面上摇摇晃晃。

无数百姓来不及逃走的,便淹死在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泊之中。

侥幸活下来的,要么爬上屋顶等着救助,要么拖儿带女逃往高处,挤在堤坝上瑟瑟发抖地等着官府来救。

这里的百姓,比起沧州百姓承受的苦难,也不遑多让。

土地被淹了,朝廷给的抚恤不过是杯水车薪。那些失去田产的农民,既没有地种,也没钱买船打渔,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妻儿饿死。

于是有人便铤而走险,结伙下了水泊,靠着打劫过往的商船为生。起初不过三五人一群,划着小舢板,抢些粮食衣物。

后来人越聚越多,小舢板换成了大船,三五人变成了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他们在水泊深处选了芦苇丛生的隐蔽处扎下营寨,官军来了便躲进水荡深处,官军走了便又出来作乱。

梁山泊的祸根,从这场大水开始,便已经埋下了。

但他们比沧州百姓更苦的是,他们并没有救苦舟到来,去救赎他们。

这是一种让人非常无奈的结果,吴晔并不是救世主。

他虽然知道京东路也会遭受水患,但他没有办法让宋徽宗也将京东路交给他统筹。

在他的劝说下,宋徽宗本人对于京东路其实也做了一些调整,抗灾工作也有在做。

可是少了吴晔和宗泽这两个真心救灾的人,地方官在执行上的强度肯定会弱了许多。

所以这水泊梁山的戏码,大概率还是会出现的。

吴晔一开始还盘算着,让赵信如何小心一个叫做宋江的人,此时却马上换了一个主意。

不管如何,如果将宗泽放到水泊梁山那边去练练实战,也是不错的。

这场祸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属于客观情况造成的。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官员前去剿匪,还不如让宗泽在这个位置上,练练手。

吴晔想到这里,心中已经有一股计划渐渐成形。

他回到案前,重新摊开那卷舆图,目光在京东路的山水之间游走,手指沿着漕运的线路缓缓划过。

那条漕路是大宋的命脉之一,南方的粮赋经由汴河、济水运往东京,京东路是必经之地。

若梁山泊一带的贼寇成了气候,截断漕路,朝廷的粮赋输送便要受影响。

赵信别的事情糊涂,漕运却是他心头真正的肉。

只有让赵信觉得京东路的盗匪已经威胁到了这条命脉,他才会舍得放一个有真本事的人过去。

吴晔心里明白,宗泽要想名正言顺地赴京东路学兵,不能靠他吴晔去推,得让朝廷自己觉得京东路需要一个能打仗的人。

而京东路如今那些盗匪,还远远没有大到让赵信着急的地步。说到底,要将宗泽送过去,时机是关键。

他转念又想了一遍京东路现有的官员配置。

京东东路安抚使是徽猷阁待制王次翁,此人倒是个勤勉的官员,可他是文臣出身,对军事一窍不通,平素只顾着催缴赋税、修整城池,对于水泊里那些渐渐露头的贼寇,他的应对之法就是行文州县,责令各地保甲严加防范。

至于京东西路的安抚使张悫,倒是个务实的人,能打仗,也会治民,可此人性情刚直,得罪过不少人,在朝中没什么靠山。赵信对他虽不算厌恶,却也没多少好感,总是不冷不热地晾着。

那两个人,一个是合适,一个推是动。

可若朝廷在京东路设一个“制置使”或者“经略使”,统管京东两路兵马,专事剿匪安民,这便是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