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兄可知道,自秦汉以来,天下读书人言必称‘道”,而鄙‘器”。圣人之道在六经,在仁义,在天理人伦,这固然没有错。可问题是,当所有人都在谈道”的时候,谁来制‘器'?”

吴晔用笔尖点了点那个“器”字,语气不急不缓:

“没有器,道就是空中楼阁。你拿什么去修黄河?拿什么去铸甲胄?拿什么去算田亩、赋税?你总不能指望靠一篇《孟子》就让黄河不改道,靠一篇《大学》就让西夏人退兵吧?”

李纲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他并没有恼怒,因为他心里清楚,吴晔说的是实话。

他曾在工部查阅过旧档,那些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不管是修河的河工头目,还是铸炮的匠作大匠,他们没一个是通过科举上来的。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到了地方上,面对水利、农桑、钱谷这些实务,往往只能依赖幕僚和胥吏,自己反倒成了摆设。

吴晔见李纲神色变化,知道他已经听进去了,便放下毛笔,坐回椅子上,语气缓和了几分:

“所以我说,这场仗,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改变这个天下对‘有用之学”的认知。

“李兄,你想一想。如果一个学了十年经义的秀才落第了,他能做什么?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除了教几个蒙童混口饭吃,几乎一无是处。

可如果他学的是算学,是农学、是医术呢?

就算他考不上技术官,他回到乡里,也能帮乡亲们算账、规划沟渠、治病救人。他学到的东西,不会因为他没有官身就变成废纸。”

李纲的眼角微微动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在桌上那个“器”字上,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说道:

“所以先生要做的,不只是让技术官成为一条出路,更是让那些无用的学问’,变成‘有用的本事’。”

“正是如此。”

吴晔微微一笑:

“经义之学,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治国,这很重要,非常重要。但天下不是只有治国这一件事。

种田、织布、修桥、铺路、行医、经商......哪一件不是养民安邦的根本?

可这些事,在如今的士大夫眼中,都是‘贱业’,是不入流的。

这种偏见不打破,大宋永远只能靠那几千个科举出身的官员撑着,底下全是空心的。”

李纲忽然问道:“那先生觉得,要打破这种偏见,需要多久?”

吴晔没有立刻回答。他偏过头,望向窗外,庭院里几株桃树正盛开着粉白的花,春风拂过,落英缤纷。

“十年。”

他缓缓开口:

“如果一切顺利,十年之内,实学科能在各路州府铺开,培养出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实学秀才’。

二十年内,这些人中会有人进入中枢,用他们的实绩证明自己的价值。三十年内......”

他回过头,目光中带着一种罕见的郑重:

“这个天下对读书人’的定义,会发生改变。”

李纲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有追问吴晔是否真有把握,因为他已经从吴晔的眼神中看到了答案

那是一种笃定到近乎偏执的信念,比任何言辞都更有说服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偏执,吴晔才会一次次赌上自己的名望和前程,去完成一个个看似荒唐的目标。

但让李纲一个正经士大夫出身的人,去接受吴晔的理念,其实也需要时间。

他低下头,久久不语。

在经历了脸色阴晴不定的变幻之后,他吁了一口气。

这件事,值得做。

李纲固然对经义为道的说法,深信不疑,且十分坚持。

可他也不能不承认只提经义,是不行的。

科举进行了上百年了,它的优点,它的劣势,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通过科举考上了许多执政无能的废物,李纲何尝不知。

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可是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科举本身万里挑一的性质,注定了它挑选出来的人才,学习能力大抵都不差。

他们只要愿意学习,补充“实学”方面的知识不难,这些人成为了地方上的能吏,好官。

所以这样的问题,并没有被放大开来。

可一个群体的能力,并不能掩盖制度的缺陷,这百年来,大宋已经逐渐能感受到其中的不同。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宋的衰落。

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