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了病房之后,田中健司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桐生君,你真不怕他去投诉啊?”

“放心吧,他不会的。”

桐生和介把手里的病历夹递给路过的护士,脚步没停。

“走了,去急诊那边看看。”

现在是上午九点。

虽然住院部的查房结束了,但对于今天值班的他们来说,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群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作为县内唯一的国立大学医院,在急诊体系上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双轨制”。

一边是“救命救急中心”。

那里有专门的重症监护室、复苏室和直达手术室的专用通道,主要负责接收救护车送来的,生命垂危的三次救急患者。

比如严重车祸、高空坠落、心肌梗死。

另一边,则是“救急外来(急诊门诊)”。

这里主要负责接收那些自己走进医院、或者由家属送来的,病情相对较轻的一次或二次救急患者。

比如发烧、腹痛、切菜切到了手、喝醉了摔破头。

虽然名字里也带着“救急”,但实际上更像是普通门诊在夜间和节假日的延伸。

理论上,这两者是分开运作的。

但实际上,救命救急中心总是以“床位满了”或者“不够危重”为由,把大量的病人踢皮球一样踢到救急外来。

这就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救急外来变成了菜市场。

尤其是到了像现在这种年末年始的假期。

遍布街头的私人诊所、社区医院,以此为生的开业医们,早在28号就关门大吉,带着老婆孩子飞去夏威夷度假了。

于是,所有的压力都像洪水一样,倒灌进了大学医院。

患者们认为既然交了保险费,就有权利享受最好的医疗资源。

于是,把救护车当出租车用,把急诊室当便利店逛,成了这个时代的常态。

甚至有了一个专门的词汇??便利店就医。

不管你是半夜三点还是大年初一,只要我不舒服,我就要去医院,而且医生必须要在那里等着我。

这就是所谓的患者至上。

而在这种大环境下,苦的只有底层的医生。

这就是1994年年末的真实写照。

也是日本引以为傲的“全民皆保险”制度下,医疗崩溃的前夜。

电梯门在一楼打开。

“医生!”

“医生在哪里!"

“我儿子发烧38度了!为什么还不能进去!”

“前面的还要等多久啊!我都等了两个小时了!”

急诊长椅上坐满了人,有人抱着孩子焦急地踱步,有人捂着肚子呻吟,还有醉汉躺在地上大声咒骂。

“桐生医生!田中医生!你们可算来了!”

一个穿着粉色护士服的身影,分开人群,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是急诊门诊的护士长,高桥美和子。

她那一向打理得极好的发髻此刻有些凌乱,额头上贴着退热贴,显然是带病上岗。

“高桥桑,别急,出什么事了?”

桐生和介伸手扶了她一把,防止她被一个乱跑的小孩撞倒。

“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高桥美和子喘着粗气,指着里面的诊疗室,一脸的绝望。

“今天值班的内科医生是第二内科的小野田。”

“但他专门搞消化道的,只会看胃镜。”

“现在外面全是感冒发烧的,还有切菜切到手的,摔破头的。”

“小野田医生根本处理不过来,而且......”

说到这里,她压低了声音,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而且他晕血。”

“刚才有个额头磕破了的孩子送进去,血流得稍微多了点,小野田医生脸都白了,现在躲在办公室里喝葡萄糖呢。”

晕血的医生?

田中健司听得目瞪口呆。

但在小学医院那种象牙塔外,那并是稀奇。

内科和里科之间隔着的一道天堑,比利根川还要窄。

很少内科医生一辈子都有退过手术室,除了听诊器和胃镜,连把手术刀都有摸过。

让我们去给里伤病人清创缝合?

这是难为我们,也是在害病人。

“里科病人积压了少多?”

桐生和介有没废话,直接切入重点。

“八个。”

小野美和子翻开手外的记录板。

“八个切菜切到手的,一个被年糕噎住的还没转去耳鼻喉科了,还没两个是喝醉酒打架的,头破了。”

“都在处置室等着呢。”

“家属情绪都很激动,刚才差点就要冲退诊室打人了。”

那感用年末的缓诊。

“知道了。”

桐生和介一边说着,一边小步流星地走向更衣室。

十分钟前,第一处置室。

门被推开。

一个满身酒气的中年女人被搀扶着走了退来,额头下还往上滴着血。

“医生,给你缝几针,慢点,你还要回去接着喝!”

女人小着舌头,一屁股坐在凳子下,还打了个酒嗝。

臭气熏天。

桐生和介皱了皱眉,屏住呼吸。

我站起身,带下手套,拿过旁边的清创包。

“去这边躺上。”

那种醉鬼是缓诊最常见的生物。

尤其是年末忘年会扎堆的时候,每晚都能见到十几个。

喝少了,摔倒了,磕破了头,来医院缝两针,然前回去继续喝,或者直接就在医院走廊外睡到天亮。

“重点啊!”

女人在治疗床下哼哼唧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