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郭奸奸》的故事只是在文化圈内流传,被许多人视为这半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

然而,随着《青年文学》那令人费解的“换稿”事件发生。

整件事彻底“出圈”了。

一时间,“一期刊物,两期故事”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这份特殊的《青年文学》二月号,也被赋予了些特殊含义。

如同收藏界的“错版人民币”,在有心人与好奇者的追捧下,身价看涨,一书难求。

热潮之下,疑虑丛生。

读者们不禁追问:《青年文学》为何行此“骚操作”?

圈内的人多少知道一点,这是伍六一为了讽刺那位郭长义。

圈外的人就无端揣测的更多了。

有人说它触碰了某位身居要职的大人物的神经,招致了不言自明的压力。

正如《君子兰》中郭主编那场精心安排的“空城计”让所有可能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在关键时刻“恰好”缺席。

更有甚者,将之演绎为某种系统性的“捂盖子”。

当一个文学事件蔓延为社会话题,便到了需要权威声音为之“定调”。

这个角色,往往由代表主流舆论风向的大报担当。

3月初一个平常的早晨,最新一期的《光明日报》被送至各个报亭和单位。

在第三版“文艺评论”的显要位置,一篇题为《“郭奸奸”与我们》:

“近期,青年作家伍六一的作品《郭奸奸》及其后续篇章《君子兰》 通过《青年文学》杂志特殊的刊发历程,引发了文学界乃至社会范围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这一现象本身,便值得深思。

两部作品,尤其是《君子兰》以后记形式完成的叙事递进与主题深化,展现了一位青年作家难得的现实主义勇气、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与艺术探索精神。”

“《郭奸奸》以手术刀般的精准与冷静的白描,将编辑部这一微观生态中,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微妙流动的权力与琐碎日常下的私心算计,刻画得入木三分。

作者伍六一继承了自鲁迅先生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善于于无声处听惊雷。

其笔下的郭昌亿这一形象,之所以能激起众多读者的共鸣乃至对号入座的联想,正因其并非简单的脸谱化恶人,而是特定环境孵化出的、高度典型的复杂人格,是观察某种社会心态的鲜活标本。”

随着《光明日报》的定调,其他刊物纷纷转载。

甚至海外的华文文学界也注意到了这篇。

香江《文汇报》转载了故事梗概和部分评论,编者按称其为:

“大陆新时期文学深入体制内肌理的一次大胆解剖”。

一时间,“奸奸”这个词火了。

很快,这个词挣脱了文学的原初语境,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向更广的土壤。

人们逐渐用它来称呼,在单位里遇着了那类精于算计、占尽小便宜、面目可憎却又挑不出大错的同事。

这个称呼比“小人”更刻薄,比“油子”更传神,带着文学赋予的精准与奚落。

菜市场里克扣斤两的摊主,成了“李奸奸”。

邻里间爱传闲话、搬弄是非的妇人,成了“孙奸奸”。

甚至学校里那些善于迎合老师、独占集体荣誉的学生,也被同学在背后冠以此名。

“姓氏+奸奸”的构词法简单粗暴,却拥有惊人的传染力,因为它直指一种普遍存在却又难以名状的厌恶。

对那种渗透在日常生活毛孔里、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的“小聪明”与“精气神”的厌恶。

伍六一不知道的是,他这个蝴蝶,又煽动了翅膀。

几十年后,“奸奸”这个词完成了它最终的蜕变。

年轻一代用它时,神色自然,脱口而出,全然不知它源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