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土地兼并问题愈发严重。官僚、地主、富商利用权势大量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汉成帝刘骜在位时，这一问题达到顶峰，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为应对财政危机，政府不断增加赋税，进一步加重百姓负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同时，商业发展受到政治腐败的影响，市场秩序混乱，富商大贾与官僚勾结，垄断商业，阻碍经济正常发展。经济困境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为西汉的衰落埋下伏笔。

汉哀帝刘欣即位后，试图抑制外戚势力，加强皇权，采取了限田、限奴婢等措施，但因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改革失败。汉哀帝本人沉迷于男色，与董贤之间的“断袖之癖”成为历史典故，其荒淫行为加剧了政治腐败，使西汉统治更加摇摇欲坠。

汉平帝刘衎即位时年仅9岁，由王莽辅政。王莽逐渐掌握朝政大权，为篡汉做准备。他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如王田制试图将土地收归国有、禁止买卖，恢复井田制，但因不切实际，触犯大地主、大官僚利益而失败。公元8年，王莽废汉孺子婴，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绿林、赤眉等起义军风起云涌。刘秀，作为汉室宗亲，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在诸多势力中脱颖而出，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建立东汉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他释放奴婢，减轻农民负担，多次下令免罪为庶民，使大量劳动力回归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如修复黄河堤防，治理汴渠等，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政治制度上，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三公权力，强化尚书台的作用，尚书台直接对皇帝负责，成为决策与执行的中枢机构，使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

同时，刘秀整顿吏治，选拔贤能，注重考察官员的品德与能力，惩处贪官污吏，使东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在文化上，刘秀提倡儒学，在洛阳建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光武中兴”使东汉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为东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明帝刘庄即位后，继承刘秀的治国方略，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他注重吏治，对官员要求严格，明察善断，惩处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官员，使政治更加清明。在经济上，刘庄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鼓励农桑，兴修水利，如修建六辅渠，灌溉农田，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文化上，汉明帝大力提倡儒学，派使者前往西域求佛，使佛教传入中国，在洛阳修建白马寺，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他重视史学，班固在这一时期编撰《汉书》，记录西汉一朝历史，成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章帝刘炟在位期间，推行宽厚之政，废除了一些严苛的法律条文，减轻刑罚。他重视农业生产，多次下令减免田租、徭役，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文化上，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并将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义》，进一步统一思想，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然而，章帝过于宽容外戚，导致外戚势力逐渐膨胀，为东汉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隐患。

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大多年幼即位，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借此掌握朝政大权。皇帝长大后，为夺回权力，往往依靠宦官，与外戚展开斗争。如汉和帝刘肇在宦官郑众协助下，铲除窦氏外戚势力；汉桓帝刘志依靠宦官单超等五人，消灭梁冀外戚势力。但皇帝铲除外戚后，又往往给予宦官过多权力，导致宦官势力膨胀。

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日益黑暗腐败。他们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同时，他们还排斥异己，打击正直的官员和士人，兴起党锢之祸，禁锢、杀害敢于直言的士人，严重破坏了东汉的政治生态。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起义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迅速得到广大农民响应，起义军遍布全国。

东汉政府急忙调集军队镇压，同时允许地方豪强自行招募军队，共同对抗黄巾军。黄巾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沉重打击了东汉的统治根基。地方豪强势力趁机崛起，形成军阀割据局面。例如，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地，曹操控制兖州、豫州等地，刘备在诸葛亮辅佐下占据益州，孙权占据江东地区。

190年，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揭开军阀混战的序幕。董卓被杀后，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后，势力逐渐壮大。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刘协，建立曹魏政权，东汉正式宣告灭亡。

从刘邦到刘协，汉朝历经四百余年，其兴衰历程深刻反映了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规律。汉朝初期的休养生息、鼎盛时期的大一统辉煌、后期的政治腐败与社会危机，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